3月5日上午9时，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开幕，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发展大计。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化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杨华围绕支持打造世界级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强化工环保技术研究与应用、提升长江黄河流域化工园区环境治理水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立法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等话题提出三条建议。
一、支持打造世界级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实现化工强国发展
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主营收入占全国工业的10%以上。杨华代表认为，目前来看，我国石化产业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在高端合成材料、功能材料、医用材料、高端电子化学品等领域，长期处于国内供给不足的状态，有的品种高度依赖进口，严重影响产业链稳定安全。此外，石化园区的产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也亟待提高。
当前，全球石化产业价值链、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主要石化产业大国都在大力发展化工园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竞争优势。“对标世界一流化工园区，国内的园区在规模、效益、集约化和产能结构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杨华代表称，“以集约化程度为例，荷兰鹿特丹临港工业区在上游集聚了5家世界级大型炼油厂，在下游化学品领域共有45家化工企业，形成了从原油炼制到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覆盖几乎所有化工领域，同时注重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支撑，由企业、科研院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联动，搭建了从‘想法-验证-孵化-加速-产业化’的全链条式创新体系。我国石化行业还需要不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着力提高行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杨华代表认为，在“十四五”期间，有必要根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结合产业布局、区域资源、科研创新能力，打造一批世界级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产业绿色环保发展、区域经济共享共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推动石化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内产业链安全。
杨华代表建议，重点围绕环渤海湾区、杭州湾区、泛大亚湾区以及海峡西岸区等四大沿海区域，打造一批世界级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而对已具备产业基础、资源丰富、配套齐全，有助于实现区域产业共享、共建、共发展的化工园区，赋予国家级石化基地政策支持并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加快推进园区建设，为实现化工强国创造条件，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奠定基础。
图为中化泉州石化厂区
图为2020年9月，中化泉州石化100万吨／年乙烯项目一次开车成功时的中控室现场
二、加强化工环保技术研究与应用，提升长江及黄河流域化工园区环境治理水平
长江、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两大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是长江、黄河流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
图为中国首批绿色化工园区——扬州化学工业园内，中化环境建设的青山污水处理厂，该厂承担了园区内49家工业企业排放废水的处置任务
杨华代表认为，近年来，长江、黄河流域的环境保护工作稳步高效推进，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因为具有便利的水运条件、丰富的水资源及可利用的纳污水体，经过长期粗放式发展，两大流域形成了“重化工围江”的局面：长江经济带以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约50%的化工企业；黄河流域以7.8%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约40%的煤化工项目，已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环境承载力。化工园区及相关企业污染整治成为长江、黄河生态环境改善、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做好化工园区污染治理并不容易，存在很多问题和难点。”杨华代表称。化工园区产生的污染物需要专业性和针对性较强的技术方法，特别是化工技术在环境治理方面的集成应用，而现有工业环保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原创性核心技术和成套设备。其次，部分园区水、土、固、气污染物缺乏一体化治理规划和综合整治措施，导致环保设施建设薄弱，资源配置分散低效。此外，由于化工园区污染治理，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的治理，难度较大，对技术、资金要求高，风险较大，导致具备化工园区污染治理能力的环保企业数量较少。
对此，杨华代表建议，针对目前化工园区污染物治理技术短板、缺乏一体化治理措施等问题，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共同设立“化工环保技术研究平台”，由具有化工技术背景和工业多污染物综合治理能力的专业公司牵头建设，全面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转化及工程应用；并进一步发挥中央骨干企业带头作用，与两大流域政府、园区统筹协调，加强化工园区综合环境系统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推动长江、黄河流域化工园区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
图为杨华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化集团长江经济带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
图为杨华调研中化涪陵磷石膏库高标准治理项目
图为经过高标准治理的绿意盎然的中化涪陵磷石膏库
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立法，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动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
种业是我国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种业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志性和先导性工程，也是筑牢我国粮食安全防线的重中之重。
图为杨华调研中化MAP粮作两湖省区时了解当地水稻种子市场情况
杨华代表认为，对我国种业创新能力和动力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对跟随仿制性、模仿修饰性育种的限制不严，对育种者权利保护有限，市场上近似性品种泛滥，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另一方面，我国拥有52万份种质资源，是全球第二的种质资源大国，但经过深度鉴定评价的种质资源不足10%，对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质资源就是芯片的芯片。没有种质资源，农业育种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杨华代表称。全球第一大种质资源国是美国，其80%的种质资源获取都来自于国外。与此相反，中国有着对种质资源保护不力的深刻教训，如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国，有着特殊的大豆优异种质资源，但国外公司利用中国的一个野生大豆材料作为亲本，申请了64项国际专利，导致中国育种企业用自己的大豆植株育种也可能侵犯知识产权。对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造成部分作物种源“卡脖子”问题突出。
对此，杨华代表建议，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种业知识产权立法，并加大违法侵权惩戒力度，为育种创新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构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新生态；加大对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力度，更好地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推动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打好种业翻身仗。
图为先正达集团中国种子科研人员在温室大棚中选育良种
图为中国种子集团南繁育种基地水稻种子科研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