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海德曾说：“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
上世纪中期以来，思想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批定居欧美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力量。他们虽然已经是别国公民，但出于对故国未来的“忍不住的关怀”，苦思经年，奋笔著述，往往能发国内学者所未发之创见，并能引领思想学术风潮。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幸事。
这个群体以史学家与哲学家为主，前者有许倬云、黄仁宇、唐德刚等人，后者有林毓生、张灏等人，而且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朋友，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个自觉的、松散的学术联盟。
林毓生先生是殷海光、哈耶克两位先生的关门弟子。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重新认识“五四”的问题。在他看来，“五四”思想的最大缺点是激烈的、全盘的反传统主义，“五四”借此与此前的时代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直到今日仍未解决的问题。林毓生受“五四”思想弊端的刺激，结合他多年浸淫西学的经验和见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后来李泽厚先生针对林先生的这个提法，又提出了一个修正命题：中国传统的转化性创造。二人的指向虽有不同，但对中国思想传统需要进行转化以适应、引领国家的现代化的认识却是相同的。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集中反应了林毓生先生对上述问题的深度思考。这是一本文集，写作时间始于1975年，终于2010年左右，可谓跨度不小。也可以说，这是林毓生先生最重要的两三本著作之一。
林毓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旧无以开新，所以首先是要承认中国思想传统的价值，这是进行创造性转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前提。不过，林先生虽然提出了这个重要命题，但并没有完全解答这个问题：如何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呢？当然，林先生提出了一些比较带有方向性的解决思路，但这种解决思路缺乏一个逻辑严密的框架。
当然，这并不表示这本书不重要。在我看来，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他对转化的必要性的深入、充分的论述；二，他对中国人思想方法的指弊。比如，他虽然赞成科学，但反对科学主义；他虽然赞成逻辑，但认为只懂逻辑并不能产生创见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说，林毓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更多思想、学术界人士的深入思考、论述。